孙中山先生作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创办人，在政治上为三民主义的目标奋斗终身，天下为公是他最大的理想，他本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，照人的观念来看，他以及自己从事的大公无私的革命事业，都应该蒙神最大的祝福才对。
然而，他却在发出了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的嘱咐之后，还活不足一个甲子就因患癌症离世而去；随后他的接班人蒋介石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，还娶了从一个颇有名望的基督徒世家出身的宋美龄为妻。
宋美龄的亲姐姐宋庆龄早就嫁给了孙中山，如此一个在宗教信仰上强强联婚的组合，怎么会后来败在无神论的共产党人手里，甚至于孙中山死后，宋庆龄“投敌”成了共产党主政的重要人物——国家的副主席，而且，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，当初不顾一切跟孙中山“私奔”的宋庆龄，临终之时却后悔自己不配与孙中山埋葬在一块。
所有这一切，可以说是孙中山在信仰上带给基督徒很大的困惑，虽然，信徒们都相信神的安排必定没错，但这样的安排后面，意味着有什么我们必须学习思考的功课呢？这不由得不令人深思。
真正的信仰不是一场赌博，只要人拜对了偶像，选边站对了阵营，就好像抓到了一手好牌，笑眯眯地等着“分钱”好了。所以，有些信徒特别盼望在传福音时能钓到“大鱼”，如此一来主可得名，人可获利，岂不皆大欢喜？
倘若真的如此，当年的君士坦丁早已借着看见天上的十字架而旗开得胜，怎么后来的天主教还会掉到中世纪的黑暗之中？而孙中山、蒋介石、宋家姐妹本身就近似“教皇”，还需要谁为之传福音？
可见，抱着现实功利主义的眼光，无法窥观信仰的核心思想，是要改变人的本性，不管您信的是什么“教”，最后都跑不了要面对这一个事实。
在上一篇的文章中，我们谈到毛泽东因为一张老道写的字条：“上山走弓，下山走弦，玉碎瓦全，无动于中”，最后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铁了心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。表面看来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，但骨子里却对“神棍”的话言听计从，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，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美金100元的钞票上印的是富兰克林的头像，比1元钞票上的国父华盛顿头像，及10元钞票上的林肯头像，都来得更“贵“。可是不少美国人都说不清富兰克林是谁，只知道他对国家及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，连国父华盛顿都对他刮目相看连连称是。
倘若毛泽东当年下定决心不发动文化大革命，而选择作中国式的富兰克林，是否他印在100元人民币上的头像，在广大百姓心中留下的价值更高呢？
整本易经的核心思想，对君子所定下的最高标准是不要恋位，敢于急流勇退。毛泽东毕生对中国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，却在最关键的时刻陷落了人为的泥潭，这不能不说是其一生最大的遗憾。
一个人可以与天、地、人斗而其乐无穷，但若不与己斗其后祸必无穷，这是每一个到人间报到的人，不能不明白的至深之道、至浅之理。
反观共产党创办人李大钊的一生，充满了刚强的正义感，这正是无论圣经还是易经，都一直在强调的人类优秀的品质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一个跟随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无神论者，就肤浅地与之不共载天，下了对方该下地狱的结论。
在当时苦苦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，李大钊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，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。而且，他当时看到毛泽东的所作所为，一直把之当成是自己最好的学生，怎么能预见他此后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状况。如果他在38岁时不上绞刑架，而继续活下去的话，有谁能够断言，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事呢？
在白色恐怖的期间，有多少失节叛变的共产党人，若站在二元对立的信仰角度而言，您说，这些“脱党”的人，到底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，是成了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呢？离开了具体的情形和环境看问题，都是很难摸到信仰真相的。使威登堡一直告诉我们，人死后进入了灵界，直到审查每一个人档案的天使给出了结论之前，一切人为的猜想、论断都是没有意义的。
好了，圣经的《传道书》，差点被踢出了66卷“正经”的范围，因为有的人以为它里面说的话太“属世”了，一点都不像是神说的话。比方说，“原來人在日光之下，莫強如吃喝快樂；因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賜他一生的年日，要從勞碌中，時常享受所得的”， 类似的话在书中不断地重复出现。
如果您看了有关孙中山在日本的生活视频，里面孙中山说到自己一生最喜欢的事有三件：革命、女人与读书，这会不会大大出于您的意料之外，还像是个伟人所说的话吗？实际上，这听起来似乎与毛泽东一生的经历，也有不谋而合之妙。
这告诉我们，不要刻意给人在宗教信仰方面，挂上过于神圣而高不可及的面纱，这样我们反而容易摸到所谓信仰有血有肉的实质，不会把自己主动或被动绑在“牛车“上，失去了身心灵的自由。